读书的时候,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英国人把1688年的政权更迭称为“光荣革命”。在当时的认知里,革命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最好把旧势力彻底清除,坏人一个不留,似乎只有这样才算胜利。
少年时期看武侠片也是如此,总希望反派最后死得干干净净。如果坏人没有得到惩罚,心里甚至会觉得遗憾。那时候觉得,善恶分明,除恶务尽,才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意识到,现实远没有影视作品那么简单。坏人死了,不代表恶就消失了;旧的统治者倒下,也不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就一定更好。
这让我想起金庸的《笑傲江湖》,以及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东方不败死后,任我行重新登场。原本以为除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江湖就能恢复平静,结果不过是换了一个人继续掌握权力。
东方不败可以被消灭,任我行也可以被推翻,但只要江湖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只要仍然允许一个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那么下一个东方不败迟早还会出现。
这其实也是历史上许多革命反复上演的故事。
革命往往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推翻旧制度、反抗压迫、追求平等,听起来都有充分的正当性。问题在于,革命成功之后,新的掌权者是否真的愿意接受约束?
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推翻君主制、追求自由平等,到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再到拿破仑建立帝制,革命并没有自动带来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旧的权力被推翻了,新的权力又逐渐形成。
这说明一个道理:革命能够改变权力的归属,却不一定能够改变权力运行的逻辑。
如果缺乏制度约束,革命者也可能逐渐把自己视为历史的正确一方,把反对者视为敌人,把不同意见当成威胁。过去用来反抗专制的理由,最后可能成为维护新权力的工具。
那么,革命和改良究竟哪一种更好?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案例。它并非完全没有暴力,也不是一场毫无代价的和平变革,但与法国大革命相比,它没有彻底摧毁原有社会结构,而是通过议会和法律重新划分王权与议会的边界。
1689年的《权利法案》进一步限制了王权,确立了议会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它的意义不只是换了一个国王,而是开始通过制度限制国王的权力。
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换一个统治者,改变的可能只是权力的主人;建立一套新的规则,改变的才是权力运行的方式。
当然,也不能把改良想得过于理想。改良需要条件,尤其需要掌权者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也需要社会拥有表达诉求和参与政治的渠道。如果既得利益集团拒绝改革,堵塞正常的纠错途径,甚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那么改良就可能陷入困境。
有时候,革命并不是人们最初的选择,而是旧制度失去自我修正能力之后的结果。
但无论如何,战争和革命都不是可以轻易歌颂的事情。它们背后是真实的生命、家庭和社会秩序。那些站在历史叙事中的宏大目标,最终都要由具体的人承担代价。
前些年,网络上有人支持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讨论国家利益时慷慨激昂,却很少认真考虑战争中普通人的处境。国家利益当然值得讨论,但不能因此把生命看成可以随意消耗的数字。战争究竟给国家带来了什么,也需要用事实和长远后果来检验,而不是仅凭口号判断。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应该只看它能创造多么宏大的历史叙事,还应该看它如何对待普通人的生命,是否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是否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矛盾。
少年时喜欢看坏人被消灭,长大后才明白,真正值得期待的结局,不是所有坏人都死了,而是社会不再轻易制造坏人,也不再需要依靠暴力来解决所有问题。
仁慈是一种美德,但制度不能只依赖掌权者的仁慈。
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代人都遇到开明的统治者,也不能把社会的未来寄托在某个圣人身上。比起期待一个好人永远掌权,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约束权力、容纳异见、允许纠错的制度。
这才是光荣革命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真正的进步,不是把东方不败换成任我行,也不是让一个自认为正义的人取代另一个自认为正义的人,而是让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支配整个江湖。
一个好的社会,不需要每隔几十年就通过一场革命重新开始。它应该有能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纠正错误,在不推翻整个社会的情况下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让普通人不必一再用生命为宏大叙事买单。
——本文有感于《革命好还是改良好 能减少流血牺牲就是最好的》,原文出处:https://www.why80.com/lishi/20220910/shenme6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