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必要性或作用

摘要：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汇率调整是否必要？它与科学发展观有无内在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须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它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3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我国政府一直顶住巨大的国际压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2005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同时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并可围绕1：8.11在上下1.5%的范围内浮动。
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短期内缓解了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压力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汇率调整是否必要？它与科学发展观有无内在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须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它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中国是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以是否有利于维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体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单单因为迫于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政治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后者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这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此意。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内在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取向。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是内部均衡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的产业政策。
政策目标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须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亦即某种意义上的工业化，因为如果没有工业化，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时，绝大多数人口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的基础和发展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但各国无一例外均以发达工业为基础，没有发达工业，人们的收入就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为其它产业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速过快，它有可能会催生通胀，通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是就业率。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为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就需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
由通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速，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化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决定，还会受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大不一样。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不偏离；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就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像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相对稳定，其调整必然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的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变得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使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空间，这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却可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进一步的推论是，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较高，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曾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产业尤其是出口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央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央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在市场上分散了，这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企业却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除关注产品和市场开发外，企业还要时刻关注汇率变化，以免造成损失。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生产能力的形成有赖于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保障现代化的平稳实现。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升值，并辅以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第三，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住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就是我国选择小幅升值且窄幅浮动的原因。


（李天栋 薛 斐 汇率调整•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招商银行总行）
(本文刊载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杂志2005年第5期)